孔新苗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University原无确指，与community和college通用，与英文university 最接近的中古词是studium generale，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称大学为“学者的社团”，集中代表了他起源时的涵义。由于大学起源时与宗教机构、教义研究的密切关系，留下了这样两个遗产：
2、培养绅士的博雅教育。19世纪，宗教隐退，现代大学出现。第一位系统描述大学功能的牛津学者纽曼说：大学“一方面，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如果大学的宗旨在于科学发现和哲学探索，我就看不出它为何需要学生；如果意在宗教训练，则它又如何能够成为文学和科学的中心呢?” 纽曼得出结论：大学主要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可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是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研习而实现博雅的精英文化趣味养成的“性格之模铸”（character formation）的场所。显然，这构成了第一代现代大学的性格。体现这一性格的典范，非巴黎大学和牛津、剑桥莫属。
1978年，哈佛大学出了一份长达36页的“核心课程报告”，表明了哈佛对现代“知识人”应有的训练与修养的理解，及在大学本科全面实施通识教育的理念。其中要求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分析、道德哲学、自然科学、数学、外国语言、外国文化这九个领域，各为所有学生提供8-10门课程（实际合计100余门），每位学生需在每一领域中选修一门。这些课程旨在传授每个领域“理解的范式”（mode of understanding）。一位哈佛学生要取得学位，总共需要修完32门课程（16主修，7核心，9选修）。这个知识量与视野宽度，也可看作是古典“博雅”教育在现代的实践。
有趣的是，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剑桥大学以人文教育为本不设科学课程，在16-18世纪中，却培养出培根、巴沃、牛顿、哈维等影响人类历史的大科学家，直到1859年剑桥毕业生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科学教育才刚刚在剑桥开始。这印证了剑桥之子罗素对智慧的理解：“科学能处理手段，却不能处理目的；目的必须依赖感受。”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反思二战的语境中，提出了与纽曼不同的现代大学理念，强调大学是一个“知识性的社会”（intellectual community），而不应是绅士的俱乐部。他强调在培养整全人格的同时，更应着意于对创造性文化情调的养成，宽容与多元十分重要。大学是为那些对知识有迷恋的人而设。知识的发展必须靠分工，其深度依赖学术的专精。从而开拓了现代大学的第二个性格：以创造性研究为主及教学。
尽管以水晶宫为符号的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证明了英国工业的伟大，但1889年以埃菲尔铁塔为符号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则显示了欧洲大陆制造力量的崛起。于是，在现代产业与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中，最保守的英国教育也开始分化为“象牙塔”与“红砖大学”。
1959年，象牙塔中的剑桥基督书院施诺爵士发表了著名的“二个文化及科学革命”的演讲。警告：学术文化已形成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一是人文的，一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后来哈佛提出“核心课程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对新的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的探索。一种从“博雅教育”被“技术文明”分化后再度回归“通识教育”的探索。
其实，大学是什么性格对不同的人生选择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城市对不同生活态度的人具有不同的感情寄托。而不管什么人，只要以大学教职为业，剑桥克莱亚学院前院长阿什比爵士的话最中肯：“想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之必要条件是：他必须要有深厚与持续的热情去做一桩事，并做得刮刮叫……而不是从旁边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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