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一，文艺学：学科的命名、改名、正名 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分含混，应该进行学术上的正名。这一学科在民国时期，因国民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的命名时，以“文学概论”的名称出现，并主导了整个民国时期。共和国前期，因苏联的影响，这一学科成为“文艺学”，它来自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俄文又来自于德文literaturwissenschaft，原意是文学科学，翻成“文艺学”（这一翻译又有日本学人先于中国，这里且不谈日本，只讲中国），很容易误解为文学和艺术之学。直译“文学学”，在中文里很别扭。为什么不译成文学理论呢？在苏联学术体系中，文学学涵盖三个分支学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用“文学理论”去译“文学学”是以小译大，不行。为什么要译成文艺学呢？在于苏俄的学术体系和运思方式里，文学被放在艺术之下，二者构成了一个上下级关系，往往思考文学问题要一再联系到作为上级的艺术来考虑。因此文艺学，不是按照中文的贯常读释，成为文学与艺术之学，而需一种特定的读释法，其含义是：作为艺术的文学之学。从1937年出的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中译本，到1958年出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中译本，到1995年沃尔科夫（（Волков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的俄文本《文学理论》，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俄式理路。如后者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只有作上面所说读释（即文学这一艺术，对应于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等），才是通顺且符合原义的。但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维传统，不是由文化到艺术再到文学，而是由文化直接到文学，因此，文艺学变成一个引起理解和解释混乱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文论的影响，这一学科多用“文学理论”一词，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学科的主要著作（如童庆炳、陈传才、王一川、南帆、陶东风等的著述），用的都是“文学理论”。但由于国务院学科目录还是延用共和国前期而来的文艺学名称，从而在学科的学习、研究、写作、传播上，往往造成基本学术术语的含糊和混乱。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目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在修改学科目录，因此，这里专门把文艺学的学科命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期待这一次的目录修订，可以给这一学科以符合其学科实际的命名，以更好的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一学科之被命名为“文艺学”，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将之改为比如目前实际上已占主流的“文学理论”，仍然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但正是在这一改名的学术讨论中，这一学科的主要关键问题会因之而得到理论的澄清和学术的明晰。 二，文艺学：政治型与学术型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艺学）在前苏联的体制中，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思想调控而出现和发挥社会作用的，是一种政治型的学科，其主要目前不是去探究什么是文学的真理，而向学术界和社会宣布：我说的就是真理。因此，文艺学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教义，其方式，不是用“以史出论”的方式，通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去发现文学的真理，而是用“以论带史”的方式，先宣布一套“绝对正确”的理论，然后从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找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绝对正确”。应该承认，文艺学在前苏联以如是的方式出现，强调文学的党性、工具性、斗争性，自有其历史原因和在历史作用，同样，共和国前中国模仿前苏联方式，按苏式模式形成中国文艺学，也有其历史原因和在历史作用。但时移事异，改革开放的中国，文艺学的演变路径，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从政治型的文艺学转向学术型的文艺学。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复杂而丰富，有西方文论的大量移入，有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新发光，有在共和国前期文艺学基础上的修补或更新……方方面面的演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从目前文艺的代表性著作中，还没能把中国现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古典文论、西方现代文论、以及苏俄文论和世界其他文化的文论，形成一个较好的理论整体。可知，中国文艺学的演进，还处在政治型文艺学与学术型文艺的复杂绞缠之中，还处在凤凰涅槃前的剧烈阵痛之中。政治型文艺学和学术型文艺学的绞缠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观察。第一方面—— 三，文艺学：概论型与流派型 中国文艺学就其苏俄来源和共和国前期确立基础，是政治型的，政治型文艺中一个体现就是做成标准型和大一统的概论型文艺学，即把文艺学的一切问题都统一到一个体系里面来。这一做学传统对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影响巨大，具体地体现在中国文艺学教材的演化是一个个整体体系的出现和演化。西方的文学理论是学术型的，特别是演进到现代文论和后现代文学，学术主流深深地意识到，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第一，很难把由不同哲学基础推衍出来的不同的文学理论流派统一起来，第二，很难把文学理论的各个部分，特别是把内部研究的各部分，外部研究的各部分，文论史上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于是，文学理论主要呈现为流派类型。伊格尔顿的《当代文学理论引论》，一看书名，以为是概论型的，翻开一读，才知道是流派型的。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如果只看概论型著作，看到的多是部分，只有看流派型著作，才可能窥见全貌。概论型写作和流派型写作，各有自己的特点，可以从多个方面予以论说，从本文的视角，可指出一点，流派型著作是要呈出不同观点的事实，特别是要呈出这些观点是不能化约，难以统一的。概论型著作是要强调，不同的观点必须化约成一种统一的基点，统一成一个整一的体系。必然指出，概论型著作既可以是政治型的，也可以是学术型的，而流派型的著作则必定是学术型的。中国文艺学的演进，可以说是政治型的概论类转向学术型的概论类，而现在还没有出现一点要转向流派型的迹象，只要一写文艺学理论，一定是要写成概论型。这一学术现象是值得玩味的。而且，中国文艺学一直未能出现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众多流派，这一学术现象也是值得玩味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当代政治型文艺学和学术型文艺学的绞缠，主要体现为政治型概论类和学术型概论类的绞缠。下面且看这一绞缠的另一面—— 四，文艺学：理论型与读本型 政治型文艺学呈现的面貌是：第一，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第二，把在自己已经在握的真理推行于天下。这样的文艺学必然是：第一，以理论的面貌出现，第二，以宣布真理的话语方式出现。学术型文艺学知道：第一，自己的理论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自己之前有很多理论需要自己进行新研习和新的总结，在自己之后，还有很多新的理论将会出现，大大地超越自己的理论；第二，自己一方面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另方面处在当今时代的局限中。因此，学术型文艺学必然是：第一，自己讲的每一个新观点，都要通过历史、现实、逻辑予以证明，而且抱着这样的态度，一旦这一观点被证伪，就放弃自己的观点。第二，最好的文艺学来自于文艺学理论史，从而最好的方法不是讲自己的理论，而是呈现历史上的经典。当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文艺经典呈现出来之时，加上教师的学术性引导，读者自然会在比较和分辨中学会和悟出什么是好的文艺学。从这两极来看，政治型文艺学是倾向于理论型著作，学术型文艺学倾向于读本型著作。巡望中西，中国的文艺学教学，多是用的理论型教本，而西方的文学理论教学，多用的读本型教本。必须承认，理论型可以是政治型的，也可以是学术型的，而学术型（特别是用于教学）的读本型甚为必要。用这一观点去看，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演进，正在从政治型的理论型走向学术型的理论型，而读本型在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甚为缺失。何以如此，也是颇可玩味的。 五，文艺学：中心与边缘 文艺学曾经是中国的显学，是人文学科的中心。然而，随着印刷时代被电子时代所代替，影视成为艺术的主流，文学从艺术的中心被推出到艺术的边缘，文艺学也从文化的先锋转变为文化的边缘。这一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引出了中国文艺学界分裂。文艺学中有人为了继续作为文化的先锋而把文艺学的一部分大军引入“文化研究”，并认为“文化研究”是文艺学的新方向。文艺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文化研究”已经不是文艺学，至少不完全是文艺学，从而反对把文艺学引入“文化研究”，认为这会混淆文艺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已经持续了多年。进入这一争论会离题太远，且从另一角度谈文艺学在文化转型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以探寻文艺学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另一路径。 文艺学（作为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言说，文艺学在文化的地位是由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决定的。如果仍像西方理论对文学的定义那样，认为文学只是一种艺术门类，具体地说，只范围在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之中，那么，文学是注定了要边缘化的，文艺学也随之注定了要边缘化的。但是，如果不把文学作西方式的定义，而用中国古代文化的定义，那么，一切与文字相关的东西，把文字进行美的表现的东西都是文学。那么，文学就一下宽广起来，语言文字是一个文化的核心，而且是一个文化中最具特质的东西，要理解一个文化就必须理解一个文化的语言，因此，语言文字永远是文化的中心。文学就是关于文（语言文字）的美的表达。这样，不仅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是文学，一切与文字相关的东西都是文学，正如在中国古代的骈文、古文、小品文、清言里，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生活的，一切与文（字字）相关而进行了美的表现的，都是文学，同样，当代影视中的，网络中的，手机中的，广告中的，以及政治和学术中的一切与文字相关并进行了美的表现的，都是文学，从对文字的美的表现这一广阔的范围，来总结关于文学的理论，这样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文艺学）就一定处在文化中心的位置。几千年来，文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文学和文艺学在文化中的先锋作用就会一直保持下去，并取得时代的新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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