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60年中外美术交流，不能离开中国美术“国家形象”塑造这一意识形态视角。“国家形象”塑造内在的历史、现实需要和与世界外部交流的关系，构成了不同时段中外交流的“尺度问题”与实践效果，其变化的轨迹和逻辑，正构成中国美术现代性建设的重要经验。

    1、对立的尺度。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的首要文化建设任务，是要在世界面前塑造一个新中国的形象。指导这一形象塑造工程的原则，是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其一方面延伸了五四美术革命用“引西入中”、“艺术大众化”来疗治半殖民地“封建中国”精神沉疴的进程，一方面用立足阶级分析的“工农兵”取代“大众”，而鲜明竖立起了国家形象的主体。在当时国际两大阵营冷战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包围形势下，为塑造国家形象服务的中外美术交流，必然从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角度展开。

    如此，西方美术中的“写实语言”、现代艺术的“形式主义”，就分别以代表早期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进取精神和表征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末日景观而被定性。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及其传统，则作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典范被重点学习。这里，不管是对西欧美术的分辨定性，还是对苏联美术的学习引进，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国家形象塑造的根本原则出发，都只是工具和手段，是围绕着自上而下地、具有鲜明阶级论指向的“为工农兵而创作，工农兵所利用”的民族国家形象塑造工程服务的。因此，即使作为艺术语言形式上理解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一定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实践的价值。

    这一基本定位，作为一种时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诉求，一方面使50-60年代的美术创作走上了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美术，也不同于西方艺术，不同于苏联美术的全新创作道路，另一方面也在特定政治生活语境下使新美术创作关于“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选择逐渐被框入一种模式。这从“17年”中新年、连、宣创作、革命历史画创作和关于新国画、油画民族化的讨论与创作实践，到文革美术的“红光亮”套路，可以明显看到一条线索。

    回头望，新中国美术围绕“国家形象”塑造的中外美术交流，以敌/我、资/社、古/今对立的尺度，选择西方美术的写实语言表现革命主题、时代形象，改造中国传统笔墨、民间艺术语言，并伴随对“西方形式主义”的持续批判。

    2、实践的尺度。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首先从对文革创作“模式”的解构展开，西方美术担当了变革的“武器”资源。形式问题讨论、古典风、油画语言问题、人体大展、85’美术运动……整个80年代掀起了世纪中西美术交流的高潮，其最大特点，是以关注“现代性”和“文化寻根”代替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的“对立思维”。西方美术不仅作为形式，更是作为观念而极大影响着新时期美术创作。

    从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审视，是否能用西方美术的“现代性逻辑”解读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建设问题，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90年代，从中国艺术家参与国际大展引发的所谓“国际接轨”热议，到国际关系、传播学家对国际文化交流、艺术市场中“妖魔化中国”问题的敏感与反思，使自80年代以来集中关注艺术的“个性表达”、“走向世界”，而相对忽略艺术创作与国家形象关联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艺术的现代之路是否有“普世模式”？艺术的国际化、市场化是否遵循着“超文化标准”？当代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个性创造如何捍卫民族经验与文化身份的价值？这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成为世纪之交中西艺术交流无法回避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思考也可以说同样是对“国家形象”的思考。

    3、自觉的尺度。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当下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中，不难体会国家形象是在任何国际性重要话题讨论中无法回避、抹掉的肤色与“表情”。国际传媒的话语强权、艺术市场的资金魔力，可以在一段时间中“包装”或“妖魔化”一个形象，但深度的国家形象，依然是靠其成员的民族经验、文化身份的现代性、创造性表达在世界性交流过程中的塑造而成，是表达与接受、自我认识与“他者”理解在普世价值中互动的、动态的建构。或者说，“国家形象”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最终是活在“他者”眼中的。如此，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理解与把握就是一个重要节点。   

    据媒体报道：2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08年里，全球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者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至39%，持负面评价者的比例为40%，上升了7个百分点。这个调查结果与卡特基金会不久前的一个调查结果相近。

    两个调查结果或许会让很多国人略感失落，对于2008年的中国而言，大灾背后坚韧的努力似乎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声誉上的加分。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在近日某网举行的观察家论坛上表示：中国这60年的发展可以说就是在外国的偏见，至少是西方大国的偏见和指责中走过来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历史结点上开展国家公关战略是势在必行。

    因此，当代艺术家的文化建设使命自觉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位艺术家个性表达中所包含的对自身文化经验的表述，聚集成了国家形象的“马赛克拼图”，其造型与色调的总体形象，来自参与交流与表达的艺术个体的生存经验敏感与艺术表达自觉。离开这种个体的“自觉”，宏大的、理想的“国家形象”呈现是不可想象的。

    回望中国新美术60年，“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点的观察视角，在中外美术交流中演化出丰富的历史经验。从“对立的尺度”，到“实践的尺度”，到“自觉的尺度”，其昭示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指导性运作，与自下而上有中国文化建设责任感艺术家的自觉实践诉求的历史互动过程，构成了现代中国艺术与国家形象关联的深度、丰富涵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原文刊于《美术观察》2009年第三期）